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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是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歷史紀錄,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的出版品難稱大眾,而高玉樹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卻決定了今天台北市的發展樣貌,所以不管愛憎高玉樹或前衛,要是對這座城市還有一點熱愛或好奇,把此書擺上自己的書架是不需要考慮的!

<高玉樹回憶錄>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勝夫婦一貫的風格,以史料和訪談內容混雜的方式行文,對於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極易上手。本書基本上以高玉樹的生命歷程為敘事的主線,從他的家世背景談起,為什麼會從松山興雅庄鄉下搬到人文薈萃的大稻埕,這點對於了解高玉樹的人格養成和他後來受到的工程師訓練至少是一樣重要的;本書的第二大部是高玉樹人生最輝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從一位工程師當選市長,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到再次當選並在台北市締造一個國民黨無法抗衡的黨外盛世;第三部分則是高玉樹遭蔣經國疑懼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為位高權輕的資深(或說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從高玉樹的描述中不難感受到壯志未酬的無奈,不過高玉樹先生當年在親黨外報刊上臧否時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現於讀者;最後則是脫離本書主軸而談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認曾流傳一時的高蔣連姻傳言。本書也有張炎憲與許雪姬兩位台灣史大家為序,其中許序對於高玉樹是否在國民黨醬缸文化中,自認受黨國恩庇的質疑,或許是了解高玉樹先生的一個切入點。

高玉樹先生生於1913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時代精神是樂觀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這種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孺慕,較為自由的氛圍與科技進展下對物質文明的絕對信仰,創造出總屬邊陲的台灣島上前所未有的一群理性主義者,雖然這種理性與前進幾乎完全建立在對西方的模仿上(也因此他們恐怕是台灣歷史上最”國際化”的一群人);我曾經在舊<台北畫刊>上看到高市長以雙掌交握高舉這種在台灣越來越罕見的西化方式答謝市民,然而對大正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卻是很自然的動作。大正期對台北市也是重要的,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時期確立,台北不再泛指台灣北部的廣大地域,而特指以三市街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與其上的聚落,或更進一步說,直到這個時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認同,高玉樹先生後來能以”本市人”(第二屆市長選舉時高陣營的口號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壓倒性的支持,他與這座都市在本質上的連繫不應忽視。

然而認為高玉樹市長不是位市政專材的講法只可能出於無知(當然高市長對於古蹟和環境的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他而言這二者的價值只有在”美觀”-即其主觀-下才能得到彰顯,不過若體會大正時代之人對文明的服膺,這點不應被過度責難),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人責備高玉樹先生在面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的時候總流露出強烈的妥協色彩,並把他貶為一位單純的工程師市長,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有點問題。

高玉樹的政治黃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這個時代僅管台灣都會區的非國民黨政治勢力已有一定聲勢,但在國民黨與當時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及小鎮居民的緊密結合下,非國民黨勢力是不可能與國民黨在任何形式下進行全國性對抗的;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地方執政權的黨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國民黨的協助才可能推動建設,在此之中當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高玉樹是台北市長,是得到最多選票的無黨籍人士,但是一方面他清楚透過體制內手段不可能爭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當時的台灣國民黨與各種利益的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對於國家體制改革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這點可見中研院陳儀深對高玉樹所進行的訪問最末),這也是多數台灣菁英當時的選擇;另一方面,正如高玉樹自己所評論的,蔣介石是一位極好面子的領袖(另外應該一提的是,後來張豐緒市長在蔣經國授意下推動”不好面子”的萬大計畫,將高玉樹積極打造大台北的做法改為先整建大龍峒與萬華的破舊地區,雖然聽起來切實實際上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台北人口在戰後的暴漲早就超過了舊市區的容納能量),高玉樹本人又是一位對自己家鄉有抱負的文明至上論者,再加上他的家鄉也正好是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建設上互動自然較佳,但若認為高玉樹先生真心感謝蔣介石的”愛護””照顧”,或如許序所稱的”恩庇”,我認為並不妥當。高玉樹先生畢竟參與了對蔣家政權無異於叛亂的中國民主黨,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論”中後半段所謂要插到南京去也明顯不是他的真意,更重要的是高玉樹的弟弟楊玉成先生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在體制的不民主和建設的敷衍的批評遠較其兄激烈(可見省參議會所作之口述歷史),而在高玉樹先生實際選舉時支持他的台北市鄉親也相當敵視國民黨,可見高玉樹先生在後來的訪問與回憶中對特定國民黨人的口下留情,實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場面話而已。

高玉樹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長選舉時,喊出的口號是”黨內人投黨內人,黨外人投黨外人”,我認為這句將”黨外”(或更直接說:台北市的高玉樹勢力)視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的說法,道盡了高先生那一人戰一黨的光輝歲月在台灣歷史上的獨特性,但是高玉樹並沒有在選票上打破台北市嚴重的族群問題(雖然高玉樹先生在本書中自稱”用人不分省籍”,但是據楊玉成先生的回憶高玉樹在眷區幾乎沒有選票),所以他曾經力主將三重劃入台北市管轄,但最後當然沒有成功,而後來台北市在人口結構改變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聖地的光環(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從未有太大變化);高玉樹先生更無奈的恐怕是許多都市建設都在國民黨後來於台北市沒有民意基礎的長期執政下走了調,比如民生東路並未拓寬為與仁愛路媲美的百米林蔭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卻遲未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樹的新故鄉(同時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區逐漸沒落;市民也慢慢忘記(對新市民可能根本沒聽過!)由一位真正的”台北黨”人所主導的台北市史上最朝氣蓬勃的年代。

”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這是高玉樹先生在第三屆市長選舉慘遭數次”停電”夜襲後,掛在武昌街競選總部的布條,他的台北市施政縱有遺憾,但應該可以說是成功了,但公道有沒有仍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讓人懷疑的;無論如何高玉樹先生在五零到六零年代為了台北和台灣的千秋拼一時,也的確是改變了這座城市與這個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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